公司法实务案例解释，公司法案例分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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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被免职后需转让股份　　法院认可除名条款效力　　公司成立时，约定公司股东退休前因被免职不再担任领导干部时，必须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即法律上所说的“除名条款”。近日，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除名条款引发的股权纠纷案件，一审依法判决被告刘文斌将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赵玉强；赵玉强在受让上述股权的同时给付刘文斌股权转让款14万元及利息；公司在上述股权转让后三日内对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作相应的变更；第三人谢永超对上述股权转让应予协助。　　2005年10月，江苏省镇江市某化工集团公司的经营层及中层干部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家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化工集团的股东。刘文斌为化工集团所属分公司经理，2005年11月15日在投资公司登记股东谢永超的名下出资14万元。投资协议及公司章程约定，股东退休前因被免职不担任化工集团中层干部时，必须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化工集团的主要经营者，五年内转让价为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2006年8月，化工集团解除了刘文斌分公司经理的聘用，化工集团董事长赵玉强即要求刘文斌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但遭到刘文斌的拒绝，赵玉强遂将刘文斌告上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案情回放　　股东被免职引发股权纠纷　　赵玉强是江苏省镇江市某化工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且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10月，化工集团为了公司的增资扩股，经研究决定成立一家投资有限公司，规定由化工集团的经营层及中层干部出资设立。同月16日，投资公司出台了《股东共同投资协议书》，在投资协议的股权转让部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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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退休前因被免职不担任化工集团中层干部时必须对所持股权进行转让；转让对象为化工集团的主要经营者。　　当日，赵玉强、谢永超等22名登记股东在投资协议上签了名。在作为投资协议附件的“投资代表人（登记股东）谢永超”的列表中注明有“委托投资者刘文斌出资额14万元”，且刘文斌在该附件的相应位置签了名。刘文斌为化工集团下属子公司的一名经理。　　2005年11月14日，公司的股东又签订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等内容作了与《股东共同投资协议书》相同的约定。根据公司章程和投资协议，刘文斌于次日出资14万元。同月21日，投资公司经工商登记设立，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赵玉强、谢永超等22人。后投资公司成为化工集团的股东。　　2006年8月18日，化工集团解除了刘文斌的职务聘用。2007年12月，谢永超与赵玉强对转让谢永超名下的、包括刘文斌持有的初始出资额股本金34万元之股权，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共同投资协议书》，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当赵玉强和谢永超让刘文斌签字确认时，刘文斌得知在没有征求自己意见的情况下就将自己的股权转让了，便拒绝签字。没有刘文斌的签字确认，股权就不能实际得到转让。赵玉强和谢永超认为，两人间的转让协议，完全是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共同投资协议书》进行的，在多次与刘文斌商谈无果后，今年3月6日，赵玉强来到法院，以刘文斌为被告，以谢永超、投资公司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诉讼。　　法官说法　　除名条款不违诚实信用即有效　　除名条款是指开除股东，或称为股东除名，实质为通过强制转让股东全部股份的方式取消股东资格，强迫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行为。因其内容具有强制性，因此往往被指责违反了法律上的自愿原则，从而认定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是无效的条款。在庭审中，原告赵玉强认为除名条款的约定符合自愿原则，内容不违反现行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条款并可视为对股权转让民事行为设定的条件。被告刘文斌则认为，除名条款的约定本质上是强制转让股权，违反股权转让自由的原则，应为无效条款。　　审理该案的法官说，有限公司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为了公司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对于公司的股东，自然有特殊的要求。除名条款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在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法律并不否认除名条款的效力。投资公司设立的主要目的是成为化工集团的投资者，顺利实现化工集团的增资扩股。在投资协议和公司章程中明确限定投资公司的股东仅为化工集团经营层及中层干部，并以此进一步约定：“股东退休前因被免职不担任化工集团中层干部时必须对所持股权进行转让，转让对象为化工集团主要经营者”。该约定符合有限公司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有效条款。对于投资公司股东内部而言，刘文斌已签名认可投资协议，实际出资到位，为第三人投资公司的股东。刘文斌应依投资协议和公司章程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投资协议和公司章程中的除名条款合法有效。　　该法官同时说，虽然公司章程未涉及股权转让价格，但是在投资协议中进行了约定，且股权转让属公司存续可能会遇到的事项，故投资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可适用于发起人或原始股东之间股权的转让。（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案情介绍 原告：王维和。 被告：云南东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陆公司）。 被告：云南省技术进步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开发公司）。 原告王维和的诉讼请求是： 1 、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三方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 2 、责令被告停止对原告公司财产所有权的侵权行为； 3 、两被告返还原告的2294万余元资产和赔偿损失； 4 、确认两被告非法炮制的有关侵占原告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文书和实施的行为为无效的法律文书和行为； 5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以下为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玉溪市维和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和公司）于1996年7月19日登记成立，王维和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为王维和及玉溪市莲池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莲池公司），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王维和出资占55%，莲池公司出资占45%。 1997年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维和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成立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7500万元，东陆公司投资3000万元，技术开发公司投资2400万元，维和公司投资2100万元。同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另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三方重新投资原维和公司，注册资金为7500万元，东陆公司投资3000万元，技术开发公司投资2400万元，王维和投资2100万元。 1997年8月20日，东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在春持8月19日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依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签订的“三方重新投资原维和公司”的《协议书》，以维和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向玉溪市工商局申请维和公司有关事项的变更。1997年9月9日，玉溪红塔审计中心玉溪市审计事务所出具了维和公司注册资本金为7500万元的《资本金核验证明书》。1997年9月26日，玉溪市工商局根据变更申请及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对维和公司部分事项进行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郑在春，注册资金为7500万元，股东变更为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及王维和，其中东陆公司出资3000万元，技术开发公司出资2400万元，王维和出资2100万元。1997年12月21日，两被告召开会议，作出维和公司《董事会暨股东会决议》，称原维和公司股本金为零，不再享有股东权益。 在被告据以进行维和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一系列法律文书中，1997年8月19日《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这两份材料上的“王维和”签名是参会人员蒲新民所写，没有证据证明蒲新民已征得王维和的同意。1997年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这两份材料，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前两页（内容部分）与尾页（无正文，签名部分）非一次性形成。另，1997年12月21日维和公司《董事会暨股东会决议》没有王维和的签名，两被告在庭审中认可该决议不产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维和公司的经营运作中，既有民事行为，也有行政行为。在本案中，法院仅就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有关工商管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在本案审查范围。该院认为，1997年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维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签订的《协议书》，分别违反了《公司法》第75条和第39条，因而无效。1997年8月19日《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及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的内容不能视为王维和真实意思表示，因而无效。1997年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这两份材料，一方面不足以确认为王维和之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其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9条、第31条），因而无效。该院还认为，根据《公司法》第4条，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原告王维和作为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无权以财产所有权争议主张权利，其请求两被告返还资产和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为：1997年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维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签订的《协议书》，1997年8月19日《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及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1997年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及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1997年12月21日维和公司《董事会暨股东会决议》，均无效。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由王维和承担30%，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共同承担70%。 评析 本案的诸多法律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四个： 1 、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维和公司之间的共同投资关系，即联营问题； 2 、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王维和、莲池公司之间的股东地位问题； 3 、工商管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 4 、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的侵权问题。 一审法院对工商管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问题不予审理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然而，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变更维和公司董事长的行为是不是行政行为？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对维和公司的变更申请是不是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案件时能否对变更公司董事长的行为及提出变更申请的行为其合法性进行判定？ 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原告王维和作为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无权以财产所有权争议主张权利，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一审认定的事实是确切的，王维和由原来占股权55%的大股东变为占股权28%的小股东，莲池公司的股东权利则变为零，其股东权利已受到了极大的侵害，而这一侵权行为主要是由两被告实施的，那么王维和及莲池公司能否对股东权利被侵害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案件时是否应对这一侵权行为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原、被告的股东地位进行判定？ 三、在现实的经济纠纷中，尤其是涉及公司法人的经济纠纷中，往往既有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又有行政行为，而按照现行的审判制度，经济案件依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无权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则要另行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这样一来，一桩经济纠纷就必须经过两次甚至三次诉讼才能解决问题，这显然与“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判”的“两便原则”相悖。法律界及立法机关应当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来，比如，制定特别的“经济诉讼法”，在审理经济案件时赋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或者，在审理涉及行政行为的经济案件时，由经济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联合组成五人或七人的特别合议庭，对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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